事实上，他是通过自我体验的方法，才得出这个结论的。

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既然心就是天，就是理，这个心就不只是知觉认知之心，而是本体之心、存在之心，或者说，就是形而上者之心。

反于无既是返回到形而上的自然之性，即从现象界超越到本体界，同时又是使潜在可能性变为现实，实现人生的终极目的。[4] 他要把人变成自然的人、与道合一的人，道即显示为人的形而上的存在。对理分析最多的朱熹，也是以理气不离不杂为其立论根据。郭象说：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理学家无不以道德性命之说和心性之说为其学说的核心，也无不以自我超越的形上思维为其最根本的思维方式。

禅宗作为中国化的宗教，不仅在知识分子阶层，而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都有很大影响，在中国社会广为流行，大江南北寺院林立，很多不识字的人也信奉禅宗。就形体而言，人与天地当然有别。（参见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页。

意为将缴获的敌方战车和我方车辆掺杂在一起，用于作战。第四，要克服生搬硬套、无类比附的倾向 这个问题在《孙子兵法》的借鉴与运用上特别突出，在经济领域可谓泛滥成灾。韩信如果没有取得背水阵聚歼赵军20万人的大捷，就很难想象会有接下来传檄轻易平定燕地的成功。另外，《孙子兵法》被称为百世谈兵之祖，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序》有言，前孙子者，孙子不遗。

至少在海外孙子研究的同行当中，会觉得中国人打肿脸充胖子，太没修养。显而易见，因粮于敌的思想，孙子提倡于前，兵家阐发于后，但是其局限性也在所难免。

否则，欲速则不达，便是形而上学，便是画地为牢，到头来必定会遭到战争规律的无情惩罚。在好多人的印象中，《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就是一回事。总之，兵以诈立，决不等于可简单地比附为商以诈立。若《吕氏春秋·淫辞》云：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

而传世本的文字，仅仅表述了孙子的前一层意思，而没有反映出孙子的后一层意思，这无疑是要稍逊色于汉简本的类似表述的。这也是孙子在后世遭到一些人攻讦的缘由之一，具体地说，对于孙子以利为本，以诡道为用的战争观念，历史上曾有不少人提出过非议，这中间大部分是那些戴着儒学有色眼镜观察事物的腐儒。也更接近《孙子》原来文字的本相。旌旗，古代用羽毛装饰的旗帜，是重要的军中指挥号令工具，即所谓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孙子兵法·军争篇》)。

表明在唐宋时期，同样有《孙子》文本与汉简本之文字相同。《孙子》一书言简意赅，胜义迭呈。

不当之处，敬请方家赐正。据此，则我们可知孙子所追求的治军理想境界：通过怀柔宽仁的手段教育士卒，使全军上下凝聚成一体，通过军纪军法的途径约束管制士卒，使全军上下步调一致。

也就是说，要求在充分运用谋略和以武力作后盾前提下普遍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显然是不现实的。可见，战胜策才是《孙子》主体思想之所在。换言之，战争是讲求独胜，而管理与商业是诉诸双赢，多赢，互相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所谓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处市场多一份机会。同先秦时期其他著名兵书，如《司马法》、《吴子》、《尉缭子》、《六韬》等相比，对治军问题的论述，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并不占据突出的位置。孙子的确推崇以谋略制敌，上兵伐谋是他所汲汲倡导，一再强调的。这种局限性主要在于孙子本人在观察、分析、把握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片面化、绝对化倾向，缺乏全面辩证、有机统一的思维理性。

我们说《孙子兵法》对今天生活有启示，这主要是就其思想方法论的意义而言，而不是指可以把孙子的具体那条用兵之法拿来与经济活动方凿圆枘，对号入座。这里，孙子并无从敌国征集粮秣、收购粮秣的想法，更没有依靠和争取敌国民众箪食壶浆、自动捐献粮秣的考虑。

常能缘法而生法，就是要根据法来生法，在大家普遍认同的军事原则上萌生出新的原则来，新的战法来，应物变化，与时变迁。诸如在荒漠草原作战，或遇到敌方坚壁清野，便无粮可因，或可因之粮不多。

这一攻击，肇始于秦汉，并在宋代达到高潮。该如何贯彻因粮于敌这一原则？对此，孙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表面上看，似乎文通字顺，可以成立。然而，细加体会，我们不得不指出：合之以文较之令之以文更为妥贴，且在语法结构上与下句齐之以武更为对应和一致。以战养战，因粮于敌，出发点在于尽可能减轻后勤供给上的负担，以顺利达到进攻速胜的战略目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属于仰望星空的概念，而兵以诈立才是真正的脚踏大地。

在这一问题上，孙子的态度倒是十分坦白的。掠于饶野，三军足食——在敌国富庶的乡野进行劫掠，以保障全军上下的粮秣供给。

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穷。就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而言，孙子一再强调进攻速胜固然有相当合理、相对正确的一面，也大致符合春秋晚期的战争实际需要。

至于讲老布什打海湾战争时候床头只放两本书，一本就是《孙子兵法》，他戎马倥偬总要翻上几页，讲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手一册《孙子兵法》等等，说得云山雾罩，绘声绘色更是百分之百的自我吹嘘，胡编乱造。《孙子兵法》的中心内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一个印象，即贵谋贱战。

因为不仅伐兵、攻城离不开一定的军事实力的巧妙运用，就是伐谋、伐交也必须要以雄厚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应该说，孙子进攻速胜的战略理论，从总体上讲，有它的合理性，值得肯定，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由此可见，孙子所讲的因粮于敌，实质所指乃是掠夺敌国的粮仓，敌国的民众，以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而后面的八法，主体是敌，是根据具体的敌情，我方采取相应的对策。

施琅倘若未曾在澎湖之役中大破郑氏水师的胜利，也显然不可能迫使台湾郑经集团放弃抵抗、投降归顺。又如，诡道十二法中，有人将卑而骄之，释为在与敌交锋之时，我方当主动卑辞示弱，给敌人造成错觉，令其骄傲自大，轻举妄动，最终坠入我方的圈套。

说到底，兵法兵法，它的根本属性在于一个兵字，讲的是用兵之法，是战场上你死我活的一种斗争艺术、胜负策略，它的本质属性是对敌人而不是对自己人的，是为了解决敌我矛盾的。孙子的后裔孙膑的田忌赛马故事最能说明这种主客观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孙膑献策田忌，让田忌赛马时以上驷对中驷，以中驷对下驷，以下驷对上驷，比赛的结果，田忌是输一局，赢二局，2：1，赢了。

故卑而骄之之卑，绝非是我方示卑，而只能是敌方卑怯戒惧，小心谨慎。换言之，在他的心目中，战争归根结底是拼实力。